@观察者网很显然，尽管政府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高而且在不断递增，但是这些储蓄还是无法满足投资需求，还需要各种形式的借贷以满足投资需求。

他在2009年4月指出，21世纪初，中国开始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，同时也开始吸引大量外资流入。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城市失业率相当高，农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(这不是压缩消费的问题，而是低生产率的问题)。

关于后者还有一点值得回顾，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急剧提升利率，到1981年6月，利率高达20%，这一项货币战略就同时引发了许多不良后果，包括利息支付的巨大增长。因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萧条而导致的南方出口贸易需求骤减等。例如，在《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》一文中，他不认为一个自我约束的金融体制具有技术中立性。这个另一方就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(东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)突变的贸易情况：从1999年的小额顺差及2001年小额赤字，突然转变为到2004年大约740亿美元的赤字，几乎赶上同年对美国810亿美元的顺差。分析事情发生先后顺序的关键问题涉及自2001年以来中国作为重商主义代表突然出现的原因。

罗伯特·特里芬(Robert Triffin) 在《国际事务》一书中回应这种短视行为时提请人们注意：60年代里，全球进出口价格每年增加不超过1%，但是从1970年到1972年间，每年递增超过6%，到1973年秋，石油价格爆炸前的最后12个月里，递增高达30%。考虑到凯恩斯晚年致力于创造一个战后均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，这样贸易顺差国和赤字国都会受到惩罚，沃尔夫除了提出用财政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以外，关注国际收支失衡似乎是他对凯恩斯理论的另一认可。所以，对于汤、文王、孔子，他们能闻而知之。

孟子虽强调德的重要性，但也不会完全忽视礼的规定。耳之於声也，有同听焉。要而言之，口耳相传的听闻之闻相比于眼见为实的见闻之闻，更具传播性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孟子的听便显示出它的特点：与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提到，与国家治理、案件办理密切相关的听不同。

由此一来，所听之声，也可能是类似于郑声那样的靡靡之音。从听从服从的意义出发，听大体展现为下位之人听从上位之人命令的过程。

3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8年，第330页。但是，当这一关系扩展到天下的范围，涉及君主、臣子以及百姓的时候，则应扩大听取的对象，即应以天下为对象，广泛听取百姓的呼声。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。其次，闻的到来是扑面而来，无有间隙。

否则，一味看重和强调听的主观性，最后反而容易消弭听的意义和价值。但要实现这样的治理效果，仅仅听取是不够的，还需在此基础上加以审查。听表达为听取，是以德为基础，以位为辅助，然而礼的规定乃是框架和背景。从具体的语境来理解这句话，自然是孟子的欲擒故纵。

进言之，善于察纳雅言，乃是禹所以成为圣王的原因之一。但当我们立足于上述分析，从一般意义上来考察此处的听与声的关系时，则不难发现，孟子在从反面提醒君主应在听上，克制自己的欲望，节制自己对于声音的放纵聆听。

具而言之，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偏爱听美妙的音乐。 孟子注重听的意义和价值。

但应看到的是，这些善言需通由闻获得。从人的自然性出发，个体对于声音在听欲上的放纵，或对声的某些偏好，是人性中的某种共同倾向。但这里的听尚有两点值得留意。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廛而为氓。《孟子》中关于听的论述，涉及个体修身与政治治理。这种被动性当然是从耳的角度来说的。

这种相通乃是植根于个体经验和感受的相通性。闻与行的联系，将践行内蕴于闻的意义中，这提醒我们：闻不仅是听闻，还有行的维度。

从听之层面的自然性出发，这便是耳朵都喜欢优美的音乐，喜欢听悦耳、顺耳的内容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称得上是一位贤德的君主。

这是强调，在君臣关系之中展开听的行为时，君主应积极听取臣子正确的意见，甚至劝诫。立足于他者的视角来看，闻其所行之乐，便可知其政治治理如何。

需要注意是，子贡在这里将礼、乐并举，将见、闻并举，一方面凸显闻作为一种听的存在方式，与见相对。（《荀子·乐论》）对于美妙之声在听上的共通偏爱，一定意义上基于人对于情感的相似需求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仁政理想的重要内容，而这一思想的展开，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便是君主的勿听。在后一个意义上，乃是要求个体在成就理想人格的过程中，不仅要闻，而且要将这种听闻引向深入：由闻而知，由闻而行。

这同时也彰显了听在个体塑德，成贤成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。由此便也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古人常用闻来接续道，表达对道的体认、把握与获得。

如此一来，知便在行中被不断理解，同时，主体也得以践行和不断完善自己的知，由此才能成圣，才能契合孟子所说的闻而知之为圣。在某些情况下，需告诫自己勿听。

君主一方面广泛听取相关意见，并在此基础上对所听的内容予以判断和选取，并积极促使听向行转化，做出英明的政治决策。懂得在这一背景下适时地调整言语表达的张弛，从而促使听的行为真正实现，让君主真得能听从自己的意见，才是大智慧。

对于普通个体，也可能存在上述问题，即从自然性出发，偏好于夸赞、奉承的言辞，而对于劝诫总是与耳相逆。听作为一种带有主观意愿的行为，虽在听者践行的过程中，受到主体偏好的影响，但对于听到的声音的吸纳，以及判断还是有共通之处的，即人们对嘈杂的噪音都会予以排斥，而对于和谐、美妙的音乐，均表示喜爱。可见，善于听取意见，并对此怀抱感恩之心，是成圣的重要条件之一，也是圣者的重要品质之一。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，这里主要指贤明的君主应与百姓同甘共苦，而非君主和百姓真要一起在田间劳作。

同时，告诫自己勿听某些负面价值的内容，进而正确对待臣子的谏言，做到谏言行听。6这种用法，同样出现在《孟子》中。

而这样的闻不是被动听取，而是在听的基础上，加入了理性的判断和分别，才得以被听者接受，消化，并付诸实践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首先，这里的国人杀之，建立在君主勿听左右、大夫的基础上，即君主通过消极的不听，将听的对象下放，同时扩大听的范围，从而得以实现。

另一方面，也体现出德应放在国家治理层面来理解，而不仅限于个体的德性层面。无论如何，这里的听都表现为一种经验性的听的行为，在正确地予以践行后，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迎来听之对象——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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